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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路 藏汉兄弟情——记黄正清与习仲勋
2013-11-12 18:45:03   来源:中国甘南网-甘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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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人生路 藏汉兄弟情

  ——记黄正清与习仲勋

  作者:吴春岗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他曾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出了卓越贡献。

  黄正清是西北地区藏族的领袖人物,一生爱国爱教爱民族爱社会主义,致力于藏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20世纪50年代初,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黄正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畜牧部副部长、民委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黄正清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视察、调研,了解社情民意,在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那时起,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交,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使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成为患难与共、心心相印的知心朋友。黄正清曾不止一次动情地说:“我和习仲勋是挚友,我们是亲兄弟!”

  1997年10月6日,被誉为“雪域老人”的黄正清以95岁的高龄辞世。习仲勋伤痛之余,无限缅怀地高度评价黄正清:“是与我党长期真诚合作的藏族老朋友,他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大西北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9月20日,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国民党甘肃省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的黄正清,在夏河县率部起义,迎接王震部队的到来,拉卜楞藏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9月下旬的一天,专程赶到兰州的黄正清,在兰州西北大厦见到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员副主席的习仲勋热情地紧握黄正清的手说:“久闻大名,初次见面,但很早就知道你的情况,就是没能联系上。现在好了,我们十分欢迎你,也算交上了朋友。”习仲勋等领导人的热情与真诚,使黄正清感到格外亲切。

  做为从旧政权过来的人,如何适应新形势,黄正清心里忐忑不安,坦诚表露了怕思想认识赶不上时代,会落伍于形势的顾虑,习仲勋勉励说:“西北人民需要你,广大藏族同胞更需要你,要在工作中学习进步。”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对于当时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习仲勋谆谆告诫:“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

  1950年3月,黄正清奉命赴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对民族地区情况的调查了解。会前特地找黄正清谈话说:“你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区的民族领袖,在会上要把民族地区的情况谈一下,我们共同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好。”

  会上,黄正清根据拉卜楞藏区实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藏族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人民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一时行不通;二是牧民为防兽防盗,家家都购置枪支,一杆枪用三四百银圆买的,枪就是他们的财富和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和不满,不利于稳定局面。黄正清同志提这两个问题时,会上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两条意见与当时执行的政策是相抵触的。没想到习仲勋听后带头鼓掌,认为反映的情况特殊,很重要,值得考虑。

  会后,西北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暂不流通人民币,并宣布:在牧区不马上收缴枪支。

  也是这一次,黄正清敢于说实情、讲真话的品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习仲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使黄正清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人为民谋利、敢于负责的坦荡襟怀。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这年12月,十世班禅将启程重返西藏,这是全藏区政治、宗教生活中的一大盛事。

  在此之前,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九世班禅长期滞留于西藏之外,流浪在内地,最后圆寂于青海省玉树。党中央高度重视十世班禅返藏一事,指示习仲勋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送十世班禅进藏。一路上,黄正清陪同习仲勋从西安到西宁,为班禅大师送行。

  12月16日,青海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举行欢送班禅大师回藏大会,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黄正清现场用藏语翻译,大会开得圆满成功。在习仲勋的亲自主持安排下,十世班禅顺利回藏,广大藏族同胞欢欣鼓舞。

  在青海,黄正清亲历的两件事,使他对习仲勋的领导才华和远见卓识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青海省塔尔寺视察时,习仲勋深入藏族农牧民群众中间,就土改工作询问:“你们愿意不愿意土地改革?”没想到藏族群众的回答是:“我们不愿意。”

  当习仲勋追问原因时,一位藏族老人直言不讳地说:“领导同志,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锅做饭,藏族群众把供奉寺院麦草看成是他们神圣的义务。土改后土地分到每家每户了,寺院就没有办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所以请求不要土改。”

  习仲勋转身问身旁的黄正清:“是这样吗?”

  黄正清据实回答:“这里的寺院都是这样,吃饭靠周围群众供燃料。由于宗教影响,凡是寺院的事群众看得很神圣,尽职尽责,历代如此。”

  事后,习仲勋专门指示地方党政:“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施行土地改革。”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省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非常满意。

  第二件事是对青海贵德县郎青千户项谦事件的处理。青海刚解放时,项谦没投诚,而青海省马步芳手下溃逃的一些旧军官纠结在他的地盘上互相勾结,企图负隅顽抗。青海省委和省军区决定用武力解决。习仲勋得知后坚决予以制止,他指示:“民族问题和平解决为好,做坏事的只是个别反动分子,要做争取瓦解工作。”

  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派喜绕嘉措大师去做说服工作,向项谦头人讲明:第一,共产党讲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要各民族团结,不是消灭你项谦;第二,在项谦管辖区要清除马匪的反动旧军官;第三,只要投诚,一律不予追究。于是项谦头人放心地投向了人民政府。地方上的社会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后来,项谦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议时,特地向习仲勋敬献了哈达,感激当年的救命之恩。在以后,项谦做了许多有益地方的工作。

  1952年夏天,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了以黄正清为总团长的甘南藏区访问团,给他的任务是到夏河、碌曲、玛曲县等地访问,这次访问团是根据甘南藏区当时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组织的。临行前,习仲勋在一一交代工作任务后,给黄正清鼓劲说:“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

  黄正清到甘南藏区后,积极开展工作,召集各部落头人和寺院代表,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经过半年的扎实工作,化解了一系列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各民族和睦团结,经济建设有序展开,基层政权更加巩固。

  1953年春,甘、川、青边境藏区发生了原国民党残余势力马良为首的武装骚动,匪徒烧杀劫掠,与人民政府为敌。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武装力量进剿,黄正清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员。

  从西安出发前,习仲勋专门找黄正清谈话,并送他一支勃克小手枪,关切地说:“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会完成任务。”黄正清接过枪后激动得留下了热泪。

  习仲勋还特地嘱咐说:“你上次带访问团去甘南工作很成功,取得很大成绩。这次去更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作用。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说什么,你都不要有顾虑。现在台湾到处都在找你,给你空投委任状,还有一枚关防大印,一部电台。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到甘南后,黄正清征得总指挥的同意后,借拉卜楞寺院在甘、川、青边境藏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的阿坝地区、甘肃的甘南地区、青海的海南一带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县来,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的礼品和毛主席像分送给大家。严肃指出:马良股匪继续与人民为敌,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接受马良钱物和枪支弹药的当然不对,勾结入伙的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请大家来,就是要讲清楚现在要与马匪脱离关系,寺院和部落帐圈不准马匪的人进入,彻底划清界限,回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边。会上,大家一致拥护党的决策。由于首先争取了社会上层,稳定了基层群众,切断了马良股匪与寺院、部落和外界的联系,为进剿马匪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黄正清到夏河县后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偷偷送来了一枚关防大印和一纸委任状。黄正清按照习仲勋交代的,当即交给了组织上转交西北军政委员会。

  当时马良纠集了一千多人,气焰十分嚣张。由于我党采取了团结教育、分化瓦解和军事打击并重的综合手段,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马良股匪,马良股匪在草原上犹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不到一个月,就被打垮,土匪大部分当了俘虏,马良父子也在距甘川交界郎木寺不远的森林山洞里被活捉,剿匪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中央军委通令嘉奖,习仲勋在赴新疆途中专门来电表扬。

  事后,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徐国珍将军感慨地说:“黄正清一个藏族领袖,在平息马良股匪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10个骑兵团的力量还要大,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伟大胜利。由于黄正清在解放初期甘南藏区建政、剿匪斗争、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特殊贡献,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时,黄正清当选为第一任州长,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在西安,与习仲勋一起工作、生活相处的日子,成了黄正清一生最珍贵美好的记忆。

  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共产党人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甘肃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宣侠父。是宣侠父第一次向他阐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的革命思想,给了他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并帮助拉卜楞藏区取得了反抗封建军阀马麒压迫的胜利。另一个就是习仲勋,习仲勋帮助他从思想上、政治上走向成熟,使他从一个旧封建官僚成为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藏民族社会进步、为藏族人民谋幸福、促进祖国繁荣富强的领头人。习仲勋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使他获益终身。

  黄正清从清朝末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亲身经历,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民族压迫和民族间的不平等。从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藏区社会的新气象上,从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身上,感受和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认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旗帜和舵手。

  1954年11月,51岁的黄正清郑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上级党组织经过慎重的讨论,认为他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大,要求他做一名党外的共产党员,并委婉地向他讲述了党组织的意见,黄正清表示接受,但心中不无遗憾。

  不久,习仲勋就此事专门和黄正清做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心:“我敬佩你,欢迎你。你到党内来,无疑是党的光荣,为党增添了新鲜血液,是党的新的力量。但是,我们认为,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更大,你在甘南和安多藏区的影响与作用比我们党员要大的多。”并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在党外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黄正清高兴地表示接受。

  黄正清比习仲勋年长10岁,但他一直视习仲勋同志为自己工作上的良师益友,习仲勋不仅始终关注着黄正清工作上的进步,还关心着这位藏族老大哥的生活。黄正清工作上有了疑惑,少不了习仲勋的指教,生活中有了高兴事和苦恼也常找习仲勋倾诉,成了习仲勋家的座上客。俩人在一起时,黄正清心情特别舒畅,说到开心处,俩人一起畅怀大笑。

  习仲勋特别关心藏区,每当黄正清说起藏区农牧业生产和藏族群众的生活,以及民族、宗教工作的情况时,他都会认真地倾听,并不时地记笔记。

  当说起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时候,习仲勋动情地说:“共产党就是要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让各民族共同过上好日子。民族地区太落后了,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那里的经济建设。”话语里透出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和焦虑。

  习仲勋在外出活动和接待工作时,也喜欢带着黄正清,在有酒宴时,常常是由以豪饮著称的藏族老大哥为他挡驾代酒。在一次宴会上,黄正清一人连喝了六瓶茅台酒,一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传为美谈。

  每逢星期日闲暇,两家人常一起外出,上西安郊外或临潼华清池游玩,缓冲一下紧张的工作情绪,难得的放松一下。习仲勋爱好荞麦饹饹面等陕西地方风味小吃,相处久了,陕西风味的羊肉泡馍等小吃也成了黄正清的生活爱好。

  1951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准备迁往兰州,办公室的同志在兰州西北大厦对面的西北新村选定了一套西式住宅作为习仲勋的办公室。不久,搬迁计划取消。当习仲勋得知黄正清在兰州还没有一处像样的住宅时,就把这套西式住宅指定分配给了他。

  习仲勋因工作调动,先是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到国务院工作,仍密切关注着黄正清。

  1961年,黄正清的夫人策仁娜姆患胆结石,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得知后,十分关心,专门邀请策仁娜姆前去北京治疗,经联络协调,策仁娜姆住进北京苏联专家红十字会医院。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食品供给十分紧缺。习仲勋一向生活俭朴,对家人要求十分严苛,少年习近平那时常穿着姐姐旧衣服改装的衣服。习仲勋夫妇却想方设法,照顾策仁娜姆的民族生活习惯,不时为策仁娜姆改善伙食。习仲勋一家人常到医院送吃送喝,嘘寒问暖。在习仲勋一家人的精心照顾下,策仁娜姆很快痊愈出院。为了使策仁娜姆能很好地休息恢复,还专门把策仁娜姆接到北京家中休息了一段日子,使黄正清夫妇十分感动。康复回到兰州后的策仁娜姆常说:“习副总理和齐心大姐一家人真好,待我像亲人一样。”

  从1962年起,习仲勋遭康生诬陷,被剥夺工作的权力,在“文革”中又遭残酷迫害,被关押、审查、监护长达16年之久。

  几乎是相似的命运,身为甘肃省副省长的黄正清也于1962年遭到错误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被抄家、轮流批斗,1972年被逮捕入狱。

  1978年2月,在刚刚恢复的全国政协第五届会议上,在北京友谊宾馆,黄正清与习仲勋劫后重逢。亲人相见,百感交集,黄正清抱着习仲勋孩子般放声痛哭起来。习仲勋热泪纵横、语重心长地劝慰:“我们应当向前看,高兴才是啊。”

  1979年,黄正清同志被补选为甘肃省副省长,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以后,俩人之间电话、书信不断,叙往事,说国际国内大事,谈西北、甘肃、甘南藏区的发展变化。黄正清每次到北京,必定要看望习仲勋副委员长。习仲勋每次嘱咐黄正清注意身体,要继续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贡献。

  1985年初,夏河拉卜楞寺大经堂不幸焚毁。黄正清坐卧不宁,拉卜楞是他的第二故乡。1920年,17岁时,他就随坐床为五世嘉木样的二弟黄正光(丹贝坚赞)来到拉卜楞地区,65年,拉卜楞寺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和嘉木样大师、贡唐仓大师一起,急匆匆赶往北京专程汇报。见到习仲勋后,忍不住大放悲声,哭诉了拉卜楞寺大经堂遭受的惨重损失,以及广大藏胞渴盼重建大经堂的迫切愿望。习仲勋含泪表态说:“请放心,党和政府关心着甘南藏族同胞,国家一定要重修一个比原来大经堂更宏伟的大经堂。”

  在习仲勋和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国家和甘肃省政府先后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重建了一座更加宏伟壮观的大经堂,并于1990年7月25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庆典,广大藏族同胞和各族群众欢欣鼓舞。

  习仲勋专门发来贺电,期望拉卜楞寺的全体僧众和甘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甘南经济,为社会进步和各族人民幸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正在深圳、珠海修养的习仲勋惦念着大西北的黄正清,他特地给中央统战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写信,邀请黄正清在适宜的时候来特区见面畅叙。

  应习仲勋的邀请,1991年10月26日晚,88岁高龄的黄正清老人在习仲勋的女儿习桥桥的陪同下,来到了珠海石景山庄宾馆,习仲勋专门在大门口迎候。激动万分的黄正清急忙迎上去握手拥抱,并用藏族亲人间相见时的礼仪碰额致意。黄正清心潮起伏,又一次与习仲勋抱头大哭起来。习仲勋不无动情地拍着黄正清老人的肩膀说:“咱们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向前看。”汉藏兄弟间几十年的诚挚友情,让在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为之动容。

  10月28日,习仲勋专门陪同黄正清,从珠海海关乘坐快艇,前往深圳。这一天,珠海海面刮起了8级大风,一时间风推浪涌,海面上快艇忽上忽下。艇内茶几上摆放的果品都被颠落在地上,陪同的珠海市领导未免有些担忧。习仲勋同志神情自若,一边搀扶着黄正清端坐着,一边告诉大家:“没事没事,坚定,坚强些。”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人生风雨的俩位老人的从容气度,使同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快艇在蛇口码头停泊。

  中午,习仲勋在下榻的深圳迎宾馆兰园设宴,深圳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厉有为、周溪舞、李海东、刘波等领导同志作陪。入席时,黄正清谦恭地请习仲勋坐上席,说:“还是委员长坐上席好,你不坐,我心里不安。”习仲勋风趣地说:“你是长者,是老大哥,是西北藏族人民的领袖,又是我请来的贵宾,理应坐上席。”在大家的一致赞同和习仲勋的坚持下,黄正清只好坐了上席。

  从10月28日至31日,习仲勋全程陪同黄正清老人在深圳特区视察,先后参观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国贸大厦、沙头角镇以及甘肃省农副产品深圳工贸公司等。黄正清看到了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深圳特区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果实,更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的振奋和鼓舞。《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习仲勋陪同黄正清视察深圳特区的消息。

  11月1日上午9时,习仲勋专门来到黄正清下榻的松园住处话别,依依惜别。

  1993年,习仲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晚年的他留守深圳12年,以实际行动继续支持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

  1996年1月底,年事已高的黄正清应习仲勋的的邀请,再次前往深圳看望习仲勋。尽管俩人的身体都大不如前,但相互间的思念、牵挂和祝福更为迫切和浓烈,互相间有说不完的话要说。

  2月3日,齐心同志受习仲勋同志委托,携女儿桥桥、儿子习远平夫妇、及孙女兰兰,在深圳特区为黄正清老人主办了一场气氛庄重、热烈的93岁华诞贺宴,祝福黄正清健康长寿。这是黄正清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寿宴。

  回到兰州的黄正清老人浮想联翩,追忆往事,思念亲人,牵挂着远方的习仲勋。

  1997年2月,黄正清老人病重,可他梦魂萦绕,心头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要在有生之年,在见一次思念中的习仲勋。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陪护下,黄正清老人踏上了最后一次的深圳圆梦之行。

  这一次,是84岁的习仲勋赶来迎宾馆看望他。

  94岁高龄的雪域老人坐在轮椅上,在客房门口翘首等待,门口外是一条谧静、整洁、温馨,长长的走廊。

  走廊的那一头,一个熟悉的身影,沉缓、却又匆匆地走过来了。

  黄正清老人骤然心跳加速:许多的往事忽然清晰地涌上心头……在多半个世纪的风雨里,两个汉藏民族英杰的革命友情,以其共同的为民族复兴、祖国强盛而献身奋斗的理想信念和高尚人格,超越了时空和岁月,历久弥新,经久愈醇。

  畅叙之后,习仲勋向不无感伤的黄正清老人叮咛:“祖国需要你,藏族人民更需要你,要保重身体,要健康长寿。”这是他多次说过的期望和祝福,黄正清老人连连点头。

  临别时,黄正清老人坚持让把轮椅推到了门口。

  习仲勋在走廊里边走边摆手致意,一边大声地喊着:“保重身体!保重身体!”浓重、浑厚的陕西乡音久久回荡在走廊里,回荡在芬芳、阳光的岁月里……

  黄正清老人已是泪流满面。

  1997年10月6日,黄正清老人在兰州安祥地辞世。

  10月7日,85岁高龄的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以无比沉痛的心情专门发来唁电,悼念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和藏族老大哥。

  也是同一天,远在福建省委工作的习近平也发来唁电,对这位看着自己长大的父亲的战友加兄弟、可亲可敬的藏族老人表示哀悼和怀念。

  遵照黄正清老人生前的遗嘱,遗体专程送到第二故乡拉卜楞寺火化。骨灰一部分撒在了四川老家理塘的土地上,那里曾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大师咏唱过的藏族歌舞之乡;一部分撒在海天佛国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海面上,那里是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人向往的理想天国。

  一个世纪老人的英魂安息在哺育他生长的雪域高原和祖国的蓝天碧海之间。

  与黄正清老人一样,习仲勋也有着魂牵梦绕、难以割舍、厚重的乡土情结。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逝世。按照他“和家乡人民在一起”的遗愿,三年后,2005年5月24日,儿女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的出身地——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故乡的土地上。

  魂归三秦大地,魂归大西北。那里,有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有血火岁月里埋骨黄土的战友,有黄正清等众多的各民族兄弟同胞,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

  (摘自《甘肃党史工作》 2012年第4期 作者系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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